严渡真的是个很没有良心的男人。
我们重逢的那天，他就算戴了口罩，我也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可他却若无其事地与我擦肩而过，直到姜千桥喊我，“祝许愿，来办公室一趟。”
严渡如梦初醒，奔到我面前不可置信地上下打量我，“是你吗？许愿树！”
我点头，故意装作不相识，“你是……”
“我是严渡，严格的严，佛不渡人人自渡的那个‘渡’。”
狗屁的佛不渡人人自渡！
后来我才知道，严渡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。
可也正因为严渡是个信教徒，所以每当有病人离世的时候，他比任何人的共情感都要更强烈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默默替往生者祈祷时，家属们的哭喊声环绕，他却能岿然不动地念念有词，令人比听了哀乐还心碎。
所有人离开后，我看到严渡的护目镜起雾了。
“原来呼吸科也要见证这么多生死。”我感慨到，“我以为非典时期的人们，只是个传说呢。”
“没想到吧，有一天我们也正在成为传奇。”
“严渡，你说上帝听得到我许愿吗？”
“当然，谁让你是他派来人间的许愿树。”
“那我不要成为传奇，我只祈祷的病人统统都能好起来！”
“祝许愿，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啊！”
后来，上帝好像真的听到了我和严渡的祈祷。
南部小城里，因为防疫得当、控制及时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只有出院的新冠患者，再没有新增病例。
我和严渡不无后悔地探讨，早知道应该早点许愿，或许那只小黄狗，就能等回它的老太太了。
然而世间事，多的是无用的“早知道”。
早知道姜千桥会死，他值班那天我就早点到医院跟他交接了；早知道严渡回澳洲立马交了女朋友，我就该勇敢跟他告白，来场新冠时期的爱情；早知道人间四月依旧这么难熬，叁月的时候我就该去找姜千桥报销路费。
早知道zisha的方法那么难想，在澳洲的时候我就该去跳伞蹦极，半途解开安全装置，一命呜呼了就好。
好险我还没下定决心赴死，孙翼宝就像头上长天线似的，知道我要以死相逼，率先跟我妥协。
姜千桥的电脑终于失而复得，数据也都完好无损。我两天没睡，把我和严渡的讨论和结论整合完，那篇晚了一年的论文，终于以姜千桥为第一作者而发表。
所幸，对于医学界来说，有时数据的时效性并不那么重要。
学术不一定能挽救人的生命，但至少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希望。
例如差点延毕的我，例如依然在追踪新冠病毒研究的学者。
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严渡。
严渡问我：“那你要怎么好好庆祝一下？”
我想了想，“去梳妆打扮，找个男人好好约会一下，体验一下恋爱的快感。”
“好，”严渡在电话里说，“那我等你下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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